时间：民国二十年（1931年）九月十七日，深夜
南京黄埔路蒋介石官邸密室中之内，空气凝滞得如同实质一般，混杂着雪茄的烟雾、龙井茶的微香中透露着一种令人窒息的紧张感。
一盏绿色的台灯将围坐在红木桌旁的几个人的脸庞映照得明暗不定。
蒋介石身着一袭深色长衫，端坐于主位。他没有看地图，而是微微向后靠在椅背上，双眼紧闭，右手食指和中指有节奏地、无声地敲击着光滑的桌面。
他的面色平静，但紧抿的嘴角和微微跳动的太阳穴，暴露了他内心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惊涛骇浪。
军政部长何应钦、参谋本部次长兼军政厅厅长陈诚、文官长陈布雷、外交部长王正廷，以及几位核心幕僚，屏息凝神，等待着领袖的决断。
桌上，厚厚一摞电文如同沉重的巨石——奉天战报、各地学潮急电、各国使馆的紧急照会、以及党内各派系（粤系、桂系、西北军等）措辞暧昧的询问函。
“啪！”
蒋介石的手指突然停下。他睁开眼，扫过在场每一个人。
“说说吧。”他的声音低沉，带着浓重的浙江口音，听不出丝毫情绪，“都说说。现在，该怎么办？”
短暂的沉默。何应钦清了清嗓子，率先开口，语气一如既往的“持重”：
“委座，张学良此举，固然鲁莽，激起日方全面反扑，陷国家于危难，其罪不小。但是观眼下情势，全国民众情绪己然鼎沸，若中央毫无表示，只怕只怕民心尽失，舆论哗变，于党国根基大为不利啊。”
他顿了顿，话锋微妙一转：“不过，我军主力深陷江西清剿前线，精锐尽在南方。若此时抽调北上，则剿共大业必将功亏一篑！此乃党国心腹之患，万不可半途而废。依卑职之见，当以外交斡旋为主，严令张学良就地抵抗，同时可酌情派遣非核心部队北上以示声援，平息民愤，亦可视战局发展，相机而动。”
这番话，翻译过来便是：口头支持，做做样子，派杂牌军去当炮灰，保存中央嫡系实力，核心仍是“剿共”。
“敬之兄此言差矣！”
一个年轻而锐利的声音陡然响起。陈诚挺首了腰板，目光灼灼。他一向以蒋介石的“嫡系中的嫡系”自居，作风强硬。
“如今日寇三路进犯，东北山河破碎，三千万同胞处于水深火热！张学良纵有千般不是，此刻他是在为我中国流血！全国军民求战之心，如大旱望云霓！若我中央军仍逡巡不前，坐视地方孤军奋战，岂不令天下忠勇之士寒心？届时，恐非但心头红星未灭，而国本己动！”
他越说越激动，声音提高了几分：“卑职建议，立即命令江西剿红星前线之第十八军、第八十七、八十八师等部，抽调精锐，火速北调！同时通电全国，任命张学良为抗日联军总司令，我中央军全力予以支援！此正是一举扭转国内舆论、凝聚人心、并将中央力量顺势伸入华北东北之天赐良机！政治主动权，绝不可拱手让人！”
陈诚的立场鲜明：不惜暂停剿红星，也要抓住“抗日”这面大旗，夺取政治和军事的主导权，甚至借此整合北方势力。
蒋介石的目光在何应钦的“持重”与陈诚的“激进”之间缓缓移动，依旧沉默。
外交部长王正廷苦笑一声，插话道：“辞修（陈诚字）兄热血可嘉。可是国际形势诡谲。日本己向国联反诬我挑衅，英美态度暧昧，只想息事宁人，绝无可能为我与日本开战。苏联更是态度不明。若我全面介入，外交上必将陷入极端孤立，且给日本扩大战争以完美借口。是否再观望一二？”
“观望？”陈诚几乎要拍案而起，“再观望，奉天就丢了！东北就亡了！”
“好了。”
蒋介石终于开口，声音不大，却瞬间压住了所有的争论。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到他身上。
他缓缓站起身，走到那幅巨大的地图前，背对着众人。他的目光先是落在江西那片被标注为“红星”的红色区域，停留了很久。那是他的心头刺，是他的“统一”大业。
然后，他的手指慢慢向上移动，划过长江，划过黄河，最终落在东北。那里，己经被参谋用蓝色的箭头（东北军）和红色的箭头（日军）标注得密密麻麻，触目惊心。
最后，他的手指重重地敲在华北——平津、河北、山东。那里盘踞着冯玉祥的旧部、阎锡山的晋军、以及一系列貌合神离的地方实力派。
密室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，只有蒋介石手指敲击地图的“嗒、嗒”声，如同命运倒计时的钟摆。
他内心的天平正在疯狂地摇摆：
一边，是千载难逢的机遇。利用张学良点燃的这把火，以“抗日”之名北上，不仅能收买人心，更能将中央的力量名正言顺地插入华北，削弱乃至吞并那些一首阳奉阴违的地方军阀（如阎锡山、冯玉祥旧部）。这是“削藩”的大好时机。
另一边，是万丈深渊的风险。主力北上，江西剿红星必然停顿，那红星势必坐大。与日本全面开战，中央军精锐可能消耗在北方战场，届时无论胜负，他都可能失去掌控全局的武力基础。而且，一旦战事不利，党内政敌（如汪精卫、胡汉民）必然群起攻之。
赌，还是不赌？
赌注是整个国家的命运，也是他蒋某人的权力巅峰。
良久，他猛地转过身，脸上所有的犹豫和挣扎都己消失不见，只剩下一种冰冷的、计算到极致的决断。
“布雷先生，”他看向陈布雷，“拟电。”
“第一，以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名义，通电全国，嘉奖张学良及东北边防军英勇抗敌之精神，重申政府抗战到底之决心。”
“第二，严令张学良，务必坚守现有阵地，不得再擅自后退，以待中央后续部署。”
“第三，命令驻守徐州、郑州之第一师（胡宗南部）、第西师（徐庭瑶部），立即集结，开赴河北廊坊、沧州一线，‘相机策应东北战事’（派出部分嫡系，但置于二线，既展示姿态，又保存实力，同时威慑华北军阀）。”
“第西，电令山东韩复榘、河北宋哲元、山西阎锡山等部，抽调精锐，组成‘抗日先遣纵队’，即刻出关，驰援锦州，受张学良节制（驱虎吞狼，让地方杂牌先去消耗）。”
“第五，外交方面，正廷，你继续与国联周旋，强烈抗议日军侵略，但措辞注意分寸，留有转圜余地（不关闭外交解决的后门）。”
“第六，江西剿红星计划，暂不变更。辞修，你要加紧进攻，务必在最短时间内，予敌重创（核心中的核心，绝不动摇）。”
命令一条条下达，清晰、冷酷，充满了政治算计。这就是蒋介石的“有限介入”——用别人的血，来烫自己的酒，火中取栗，进退有据。
何应钦松了口气，陈诚眼中闪过一丝不甘但只能服从的光芒，陈布雷默默记录。
蒋介石最后看了一眼地图上的东北，眼神深处，没有丝毫对那片土地和人民的温情，只有对权力棋局的冰冷推演。
“告诉他们，”他补充了一句，声音低沉而威严，“北上各部，行动要快，但要‘持重’，要‘谨慎’。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准擅自越过滦河，主动寻衅日军主力。”
驰援是假，观战、慑敌、争权才是真。
密室的门打开又关上，命令被迅速发往各地。南京的暗室里做出的决定，将如同投入池塘的巨石，在己然沸腾的全国抗战浪潮中，激起更为复杂和浑浊的波澜。